林淑然女士的作品展即将于近期举办。对于一位画家而言，在退休之后才举办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个展，在当下可能是较为罕见的现象。正因如此，这个展览才被赋予了不同一般的含义。当下艺术个展数量之多、频率之繁、规模之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甚至连讨论这种状况的话题性亦渐渐消弭。饶有趣味的是，令观者无法忘怀的却往往是艺术家们当年首次在展览中登场时所自然流露出的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人生、对大自然的挚爱之情。那往往是关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宝贵记忆，而在林淑然的近作中，我们可以重新体会到这种并不陌生的感动。

　　通过对物象的细心观察，在自然造型的基础上赋予细腻的刻画以及丰富的环境氛围渲染，从而营造出特定情景氛围的主题，可以视作林淑然在她的花鸟画作品中所强调的风格特征。与我们对花鸟画家这一身份的常规认知不同，林淑然并不单纯只在传统院画以及文人画这两个系统中寻求自身绘画的立足点——如众所知，强调写生，状物摹形，逼真生动而又兼顾中国画用笔线条的个性特征，是近现代以来岭南一脉画家的艺术特征。之于林淑然来说，她毕业后在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工作的经历，无独有偶地与岭南先贤在博物学中获得写实资源的历史渊源产生了契合。正如她所述，在工作的过程中，她把生态学、分类学等学科的知识融入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将动物的各种形态真实地记录下来，这对她的工笔画创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尽管这段人生经历,与她真正进入创作盛期有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间隔，但我们仍然可以读出她的工笔花鸟因而与众不同之处。一方面，大量的在传统花鸟画中不常见甚至未曾出现的绘画题材极大扩展了她画面的视觉要素，尤其是茂密繁盛的热带植物和珍禽带来了构图、造型与色彩上的新鲜感，譬如《蟹爪兰》、《向日葵》、《鸢尾兰》等作品;而更为深层的影响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动机上的“观察-描绘”两者合一的工作模式，使林淑然的花鸟画有着明显的写生特征，进而将她的创作与大自然、与日常生活经历联系了起来。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淑然早年这段看似平淡的工作经历，奠定了她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创作基调，甚至影响着她身边的人。

　　这种判断也许值得商榷，但林淑然在绘画中表现出的对自然物象的感情，大都透露出一种安静而理性的观感。甚至，为了强调绘画对象的个体特征，她在某些作品中会舍弃传统花鸟画的折枝构图，而采用近乎西方静物画般方式将对象完整而独立地置于画面中央。而在后来一些大型作品的画面构建与情绪表达中，亦可看出林淑然的先生——著名的花鸟画家方楚雄对她的影响。但方氏所具备的兼工带写特征以及洒脱的海派用笔，在林淑然的画面中则更多地被流畅的双勾线条所取代。近二十年来，在转到岭南画派纪念馆担任行政职务期间，林淑然参与主持和策划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与此同时，她依然坚持着创作。可以看到的变化是，她的艺术表现语言无疑更成熟和更富于表现力了。譬如在梅花题材的背景处理中运用传统重彩填空青的手法、《彤彤日》中大面积使用撞水撞粉的技巧处理、乃至如同日本画丰富的背景渲染等等，都极具说服力地证明，在工作与研究中林淑然仍然不断地汲取着前人、师友的绘画经验，并融汇到自身的创作之中。可以说，林淑然作为艺术家的自我认知，并非在近年来才出现，而是一直伴随着她的各种工作角色未曾间断地存在并延续着。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均给予了她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的归属感，而且并行不悖，相互相成。

　　处理工作与生活、创作之间的关系，对于艺术家——尤其是一位女性来说，应该是一件困难程度不亚于在画面上腾挪取舍的事情。而都市的喧嚣之于需要品味自然、静观内心的中国画创作，亦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林淑然以一种平和而认真的态度平衡了这些关系，使自身的绘事得到了长足发展的机会。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在笔墨之间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升华，并让她的花鸟画获得了独立自存的内涵。尽管这是一个稍微显得有些姗姗来迟的个展，但是，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总结性的展览。换言之，对于一位同样经历过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画发展历程，并密切地参与其中的艺术家来说，这个展览只是意料之中的开花结果而已。对于这批作品的赞赏与肯定，无须演变为对林淑然艺术理想及艺术风格的定义与结论。当她在悠暇的时光中得以更为全面与深入地投入到自己的绘画时，我们唯一可以预料的是，那些繁华，将会在下一个花季如期绽放。

　　王 艾，2013年深秋笔于未至书屋